民族觉醒中的文化复兴-j9九游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文化建设

抗战时期的“新文化”可以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继承五四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是针对传统中国文化而言的新文化。在所谓五四话语传统里，它也是针对近代以来以不同方式试图保存、重光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而言的。在这个价值尺度下，抗战时期的新文化可指新启蒙运动宣传的新文化、宣传革命进步主张的“左”翼文化、与“本位文化建设”派对立的胡适、陈序经等人的文化主张，进而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之相对立的保守主义文化则指国民党提出的文化建设主张、何炳松等十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主张和新儒学、新理学、新心学等现代新儒家的主张。

另一含义是就文化观念的更新创造而言，是就此期学者关注新问题、思考文化问题的新角度，造成的新的文化气势，直至新的系统的文化建设主张的提出而说的。

就后者说，五四时期一些学者或政治派别提出的文化主张多为初步的浮浅的，经过20年上下的发展、反思，到抗战时期，各政治派别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如中共党人的理论已不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输入和仅仅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而是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政治、文化诸方面理论的成熟；国民党的理论大略有了较前系统丰富的表述，新儒家的思考已非早期东方文化派比较东西文化长短的泛论或对传统的回归，而是力图建立一个个新的体系。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新的趋势，建设的趋势。这个新的建设，核心问题是否可以说是政治伦理的重建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给政治伦理学的定义是“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与道德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我们所说的政治伦理比此定义的内涵要宽些，大体指有关政治的基本价值理念、政治理想或原则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伦理原则等。比如说，在西方近现代国家，与政治有关的基本价值理念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政治理想是民主及其实施程序，政治原则是以法治保障自由、确定选举制度、政府的权限和个人自由的界限，相关的社会伦理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古代中国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天人合一、国族家合一，政治理想是君主仁政，政治的原则是礼法并用、政教合一，道德观念是仁、礼、忠、孝、节、义之类。这些内容放到一起说白了就是：一个国家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合理依据是什么？怎样建立这个制度和保障其正常健康地运作？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应当有一些什么样的伦理道德观念。

为什么说抗战时期新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政治伦理的重建？

从传统看，中国古代政教合一，政治与伦理关系密切。政治服从于伦理，伦理服务于政治。政治是伦理的政治，伦理是政治的伦理。这决定了历代统治者强调文化为自身统治服务，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离不开为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做论证。这是大一统国家得以持久的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的中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由封建主义的旧中国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过渡的时期，传统的影响还相当大，人们思考政治不能不同时思考伦理。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和民族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有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作为政治合理性依据。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政治伦理的核心。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受到猛烈冲击，已无法维持其作为政治伦理核心的地位。中国面临重建政治伦理的需要。

从近代历史看，民族面临亡国危机，传统政治和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形见绌。政治与文化危机同时发生。此时的中国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问题，又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觉醒问题。前者要求政治伦理的更新，后者要求民族凝聚力的加强，而更新政治伦理亦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从时代主题来看，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最高点，也是各种推动政治伦理变革动力的交汇点：政治危机达到空前高峰，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因救亡的要求空前迫切，团结御侮引发普遍的民族复兴浪潮，民族复兴的要求则强化了重建政治伦理的愿望。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讨论已久，对西方思想的输入反思到了一定程度，各派思想渐趋成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凭借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环境，借鉴中西文化之长，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新的民族政治伦理的条件已经具备。

抗战时期重建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表现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为自身的正义合理论证中，形成或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政治伦理观念体系；无政治背景却关心国事民瘼的知识分子也考虑国家的政治出路和关乎世道人心的伦理问题，形成了若干相关思想体系。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论。

此外，蒋介石提出力行哲学、陈立夫重新阐释孙中山思想并主持建立文化建设协会、提出“文化建设”口号，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政治价值观、政府统治论和社会伦理观。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金岳麟等从不同角度重新阐发传统儒家学说，他们虽未谈或较少谈政治，但目的是探讨传统政治伦理为现代政治服务或与现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结合的问题。此外，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党派人士力图探索社会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主义者则在抗战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全盘西化论，等等。

如果把抗战时期新文化建设放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宋明理学衰落300年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复兴之举。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汉代经董仲舒掺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儒学为统治者独尊，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伦理。到宋明时代，理学成熟，中国政治伦理达到理论上的自圆。但明末政治的败落使理论上自圆的伦理面临尴尬。清代统治者坚持以理学治国，以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间，则有经世致用提倡，实学的提倡，朴学、汉学兴起。朴学、汉学是要回到古代寻找坚实的儒家理论依据，本身没有建立新政治伦理的倾向。经世主张到后期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落于康有为的变法改制学说，虽有一时的影响和政治效果，但在文化理念上亦无创新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朴学、汉学和今文经学复起没有形成新的文化理念，反而因其对理学的打击，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加剧了儒学在清季的颓败之势。从严复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便一发不可收拾。五四新文化运动继而打倒了传统（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失去原有的作为民族国家政治伦理核心观念的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完成政治伦理的重建。新文化的建立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重要的又是政治伦理问题。直到抗战时期，这项工作才正式开展并有重大成果。冯友兰说，1940年出版的金岳霖的《论道》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的“中国哲学”体系；他自己的“贞元六书”也自1940年起陆续面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出版，可以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观念初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观念产生后，随其政治力量发展壮大，在现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